蒋碧微在看到这条声明后愤怒异常，徐悲鸿的这一行为不仅伤害了她的感情，更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声誉损失。而徐悲鸿的女儿，徐丽丽，也无法理解父亲的这一决定，她通过信件表达了对父亲的失望和责备。
一、徐悲鸿离婚案引发轰动
1944年，当徐悲鸿宣布与妻子蒋碧微离婚的消息公之于众，这场离婚案立刻成为社会焦点。两人在婚姻中的累积名望和财产问题，使得这场分手不同于普通家庭的离婚，它牵动了公众的目光，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热门话题。
与此同时，蒋碧微并未示弱，她聘请了端木凯作为自己的法律代表。端木凯作为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同样在法律界有着不俗的地位。他的专业背景和深厚的法律实践经验，使他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显得游刃有余。端木凯的加入，意味着蒋碧微在这场离婚战中也是毫不退缩，准备与徐悲鸿一决高下。
当两位法律界的巨头遭遇，他们的较量不仅在于法律知识的斗智斗勇，更在于如何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在接下来的法庭较量中，沈钧儒和端木凯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专业优势，一时间，离婚案变成了两位法律巨匠之间的较量。
二、蒋碧微的离婚条件与谈判
在离婚谈判过程中，蒋碧微与徐悲鸿之间的博弈逐渐升级。蒋碧微开出了高达100万元的赡养费要求，并且要求徐悲鸿交出100幅画作。这一要求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同时这些画作本身就是徐悲鸿心血的结晶，每一幅都承载着他的艺术追求和生活情感。
在孩子的教育费问题上，蒋碧微没有明确提出具体的数额，这种策略留给了徐悲鸿相当大的压力和主动权，迫使他必须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应。对于徐悲鸿来说，这不仅是财务上的负担，更是对他作为父亲责任的考验。在长时间的权衡之后，徐悲鸿提出了每月给予每个孩子2万元，全年共50万元的方案，试图以此表明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感和对孩子们未来的关心。
这个提议在当时看来是徐悲鸿做出的巨大让步，显示出他在经济上的承诺。然而，就在双方似乎能够就这个基础上达成共识，即将签署离婚协议时，徐悲鸿突然提出反悔，原因是资金问题。这一转变再次将谈判推到了紧张的氛围中。
徐悲鸿的这一反悔不仅让蒋碧微方面感到意外，也让正在进行的谈判过程再次陷入了不确定性。原本以为能够顺利达成协议的律师们和相关当事人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和策略。谈判的氛围由原本的接近和解转为再度紧张，所有人都在重新评估自己的条件和可能的后果。
在这个阶段，谈判不仅是关于财产和孩子抚养权的分配，更成为了双方权力和意志的较量。蒋碧微方面坚持的条件显然超出了徐悲鸿当时的财力范围，而徐悲鸿在经过初步同意后又因资金问题反悔，反映出他在实际能力和愿望之间的巨大落差。
三、徐悲鸿的矛盾与选择
徐悲鸿在离婚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显然与他个人的情感纠葛有着直接关联。他与孙多慈和廖静文的关系，使他在情感世界中的选择变得复杂。与孙多慈的关系历史较长，而廖静文则是他晚年生活中出现的新欢。这两段关系让他在情感上左右为难，无法轻易做出决定。
《琴课》是徐悲鸿较早期的作品之一，画中描绘了一位女性在教授琴课的场景，色彩温暖而富有情感，这幅画作对蒋碧微而言，不仅仅是艺术的价值，更多的是她与徐悲鸿共同生活岁月的回忆。将这幅画赠予蒋碧微，无疑是徐悲鸿试图在这场纷扰之后，留下一点情感的纪念。
在经济方面，徐悲鸿也履行了协议中的约定，支付了100万高额的赡养费，是当初承诺50万赡养费的两倍。这笔赡养费的支付，对于徐悲鸿来说，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象征着他对这段婚姻以及对孩子们责任的承担。即便在离婚协议中，徐悲鸿对经济和情感上的付出，都显得相当重大。
蒋碧薇.蒋碧微自述与徐悲鸿离婚[J].现代阅读,2016,0(2):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