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夜晚思考，当白昼的喧嚣声沉寂下去，夜的氤氲悄然升腾弥漫的时候，我的心往往随之变得“深沉”。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都被一个念头紧紧地追逐着：当时世界“首富”，占世界经济总量1/3多的大清，为什么败给了不列颠，败给了日本，此后更是割地赔款，接连不断？当时共和制度创新的背后是什么？它的思想文化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没在近代没在晚清发生，而是在1919年5月4日发生？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过去一直有一个观点，落后就要挨打。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前半叶，中国国力都强于日本。有关资料表明，直到鸦片战争，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不能说是穷国。那么中国落后在哪里？显然不是因为器物落后而挨打，而是因为制度落后而挨打。同样是面临西方列强的冲击，面临自身生存的危机，日本选择了制度上的改革。它在19世纪60年代末以后实行明治维新，改革先前的专制制度，并进行了相应的文化建设。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受到西方列强冲击以后，尽管在其他方面有了很多变化，但封建独裁专制的制度却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甲午海战中与日本舰队没有太多差距的中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根本原因。贫穷落后固然要挨打，但是即使有钱而没有相应的制度以及与制度相应的文化，仍然会出很多问题。
中国的近代史就如梁启超所概括的那样，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一般认为这一时间段我们比西方落后，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自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这三个不足——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是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探索中国落后之根源上所做的艰辛探索；同时，它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大历史脉络，即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线索。
而这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亦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西方列强打过来了，我们觉得落后了，自问落后在哪里？我们的船不坚炮不利，怎么办？关键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习人家的先进生产力，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的行动则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启的洋务运动。近代史上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出现了，他们看到了中国问题的所在——在器物上面，在物质领域，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落后了。但洋务运动失败了。就拿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来说，这个铁厂老是入不敷出，生产出来的铁不合格，根本无法拿去修铁路。原因在哪里？这些仁人志士发现，是封建官僚资本和政治腐败，是封建制度本身的问题。看来仅着眼于器物，光去搞洋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先进生产力不行，因为体制落后这一问题不解决，器物的发展无从谈起。他们意识到我们国家必须解决制度的问题，应该进行变法，改革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富国强民。于是就有了维新派，有了戊戌变法，一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整个国家，从变法到革命，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这是第二阶段。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封建帝制复辟。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年孙中山这批仁人志士梦寐以求所要建立的一个共和国最后怎么会变成这样一种状况？制度要变，为什么变不成功？貌似成功了为什么又走了样？这种情形促使人们再去思考，结果发现问题出在人的素质上，即出现在文化上。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要使中国不落后，不仅要进行器物上、体制上的革命，同时还得进行文化上的革命——改造“国民性”。因为不提高人的素质，不改造国民性，就不能够为制度提供相应的社会文化的支撑。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里就说，以后主要的问题还是要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其他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这就是说我们制度的变化，假如缺少国民文化上的一种配合和支撑的话，就不能取得根本性的变化。而改造“国民性”的实质，就是转变国民已有的传统文化意识，为他们构筑起一个新的现代化文化意识大厦，这样就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改造人的问题，实则是改造人的传统文化意识，实现人的现代化问题。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就是文化意识运动。
如果用传统术语来对这样三个阶段进行评述的话，那么前两个阶段——器物学习和制度学习阶段属于“外王”之列，后一阶段则是“内圣”之学。“内圣而外王”，所以忽视了“内圣”的前两个阶段，自然难免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内圣”之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从近代西方列强用武力撬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在国民经历的几十年屈辱、失败和奋斗中，面对强势而入的西方文化，再也不像以往具有“我本位”的自信和同化力了。这时，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并不遗余力地将西方各种思想、学说、文化意识和样式引进、介绍给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在让人眼花缭乱的西方各种思想、学说、意识中，有两种思想最为醒目，那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和“民主”思想。这两种思想所包含的新的基本法则、精神、理念，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因而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并逐渐动摇和消解着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很快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文化意识，控制和导引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建设方向。
“科学”原本就是一种人文理想，“人文价值属于科学意识的核心有机构成”。“科学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是在人类社会发生、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精神产品。这主要是由古希腊‘主客二分’的历史语境并受西方基督教信仰激发而决定的。”“五四的现代科学思想和人文理念几乎都受启于西学东渐，对于‘人’的认识直接导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科学’和‘人’以及‘人文’观念的实质，都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原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等“人文”观念，但它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并非一回事。在“五四”学人的意识里，科学本身就是“人学”，这可从胡适在给《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所作序言中的部分内容得到证明：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学的科学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现象都是有因的。
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学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民主，作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它直接针对西方中世纪的专制统治，要求解放被宗教、神权束缚着的人们，给人们以自主权。它的最高理想是自由、平等，实际上是西方“天赋人权”意识的延伸和进一步完善。“五四”学人基本上遵循着民主原有的宗旨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李大钊在《强力与自由政治》一文中说：“自由政治之精神，‘不在以多强少，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
尽管“五四”先驱者们的科学意识与民主意识在于政治体制之变革，但其内在根本却是个体的改造，这既表现在梁启超的“新民”之“民”、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对“人权”“自由”“平等”的呼吁上，也表现在“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主张婚姻自主等的思潮和实践上。所以，“科学”和“民主”在本质上仍然是“人学”意识。“人学”意识是文化意识之纲，它扭结了文化意识体系内的所有其他意识之目。“人学意识”的变化意味和代表着文化意识本身的变化。
“五四”现代文化意识是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中发展建构起来的，而交流对话的主要方式就是翻译。翻译的实质不是表面上的不同语言的对换解码，而是文化的交流对话。如果以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哲学视野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五四”文化的交流对话既是一次跨时间的古今交流对话，也是一次跨学科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对话，更是一次跨国界的中西交流对话。正是这些交流对话才使“五四”现代文化意识体系在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和颠覆中，在对西方现代文化意识的选择性吸收和融化中真正建构起来。
其实，研究“五四”文化意识的改造、变化也是我们建设当下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意识的自觉性的需要。从文化意识的视角看，中华民族的发展面临两大亟须解决的课题。一是如何对待世界文化的心理问题。从“五四”时期至当今，中国逐步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走向中国，而且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依赖性、共生性空前加强。那么，我们就务必具有理性地看待并汲取世界上具普遍性和时代性的文化，并将其与我们已有的优秀文化融合起来的意识。任何从民族中心出发的情绪化争论都应当搁置。二是如何培育新文化的意识。既然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膨胀等严重威胁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正是人类自身的活动造成的，并且与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反思现有文化意识的缺陷或局限。例如，我们现有的文化意识是否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却助长了人类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实用态度和霸权心态？而人类中心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利己主义是否相通？同时，随着器官移植、克隆技术、同性恋、安乐死等现象的出现，人们传统的生命观念、伦理关系、道德观念受到很大挑战。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以更有理性、更富远见、更为通达和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从而在实践中形成新的生态文化观念和生命文化观念等新的先进的文化意识，去监督、控制、引导我们的行动。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的前提，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发生改变，进而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发生改变，这个民族文化的全新转型才能变成现实。那么，“五四”运动时，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意识是怎样发生改变的？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化意识体系？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又是如何重新塑造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理构成呢？沿着上述思路，带着这些问题，我翻阅了许多有关这些问题的论文和书籍。我发现，尽管每一位作者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出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许多方面提出了言之成理甚至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但对“五四”新文化的文化意识的改变、形成、定位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双向互动的关系等问题几乎都没有作深入的展开，因而也就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所以，对“五四”文化意识本身进行剖析和解读是一个新的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笔者之所以要选择这个课题，除了上述对文化意识进行研究的当代意义之外，主要还基于这样的考虑：“五四”文化意识本是一个体系，包含极为丰富复杂的各种人类意识。它的基本形态是什么？它是怎样监督、控制、导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与文化扭结中心的“人”，与文化的急先锋和典型、集中体现之一的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根本交流对话又是如何互动的？它与思想意识的本体语言关系又是如何？于是，笔者想从这些问题出发，去触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原因，本论著就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尝试。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数不胜数，这些研究的基本观念主要可归纳为四种：一是从政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侧重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解放角度来评价，但往往避开文化意识的嬗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双向互动关系；三是力图超越政治，超越思想启蒙，走出泛政治形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观；四是中国传统视角，即现代新儒家对“五四”的总体看法。这四种视角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从现实的政治、经济原因上去审视和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直接从文化意识出发去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一个新的角度。目前，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
而对“五四”文化之下的“五四”文化意识进行专题研究，更是鲜有人问津。李欧梵的《现代性及其问题：五四文化意识的再检讨》主要论证“五四”文化意识中“今”意识的时代性立场，认为它正代表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了解，但没有涉及“五四”文化意识的基本图式本身及其与“五四”文化运动的关系。不过关于“五四”文化的文学意识的研究，目前有许祖华的《五四文学思想论》。该文认为，新文学同人的文学意识主要就是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的着眼点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特征，而是道德作为人的本质以及道德对于人的解放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其思想观点的本质与唐君毅的《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同出一辙，当然是正确的。但“五四”文学意识不仅表现在功利上的对人精神解放的重视，要求文学成为国民解放的利器，还应该包括文学非功利的白话意识、审美意识和交流对话意识等。此外，揭示“五四”文化意识及其某一因素与“五四”文化运动关系的论著尚未看到。
在文化意识的研究上，中外许多学者对人类心灵的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见解，向解释人的文化意识的产生和构成靠近；文化人类学家们对原始的心智和民俗研究，研究科学和文化艺术学的学者对文化创造主体的“主观范式”的研究都涉及文化意识的产生和构成问题；精神分析学理论和现象学理论更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开始追踪文化意识的生成与建构。神话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批评则是以一种历史文化意识眼光来看待文学作品对世界图景的再现，把文学看成是人类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隐喻表现，认为它源于人类普遍的人性冲动，能折射现代人的文化心理，引发人们对现代文明的理性反思。现代人本主义批评既主张文学应直面现实，反映荒诞现实中人的存在状态，同时又提倡对现实给予积极批判，在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中寻求某种终极价值，认为文化意识是人的文化追求的动因，也是文化赖以发展的动因。国内语言学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者们也涉足语言文字与文化意识构成问题。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认为，在当今条件下，我们既要树立“全球意识”，更要“对文化深层的内容作深入研究”，寻找“民族文化的核心”——“民族意识”；李泽厚先生和他的学生滕守尧先生在探讨中国艺术的民族风格根源时，还提出了“文化—心理结构”概念，并把它上升到哲学领域来运用……虽然历来学者都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但上述研究对本书论题的探讨却有很多启迪。
如果说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中，总是存在着一个或几个文化轴心期，并在文化轴心期形成民族轴心文化特色和民族轴心文化传统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就应该有两个文化轴心期。第一个文化轴心期无疑是殷商至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轴心文化及传统；第二个时期则是近代至“五四”时期，这个时期形成了中国现代轴心文化及传统。而轴心文化及传统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不轻易发生变更。其内在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是轴心文化的文化意识没有发生变化。人的意识千姿百态，文化意识的质素也复杂多样，因而一种文化的文化意识不是由单一成分，而是由各种质素交合在一起构成的。只有文化的文化意识体系构成之后，轴心文化也才最终得以形成。因为文化的产生、发展、运行是由文化意识在监督、控制、导引的（关于意识的这种功能探讨见本书第一章）。因此，要对一种文化进行研究，就必须对该文化的意识体系进行研究。那么，中国古代文化意识体系是什么？中国现代文化意识体系是什么？“前中国古代文化”意识体系是什么？未来中国的文化意识体系又是什么？确定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文化意识体系为什么要发生改变？它和中国古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尽管我们不容易对文化意识的每一个成分进行描述，但我们还是可以勾勒文化意识体系的概貌：社会因为人而存在，文化因为人而产生，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不断生成和完善。所以，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化意识的顶梁柱自然也是以“人”为纲或总扭结点的“人学”意识，它的变化昭示着文化意识本身的变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意识都能在文学中得到反映，文学以审美娱乐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化意识，动摇着固有文化的根基，那么文学不仅是文化意识最典型、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文化意识和文化变革的急先锋；文化意识是在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过程中得到更新和发展的，所以文化意识运动的发展根本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而怎么思，怎么想，受一个人已有文化意识的支配，因此语言不仅是交流思维的工具，也是思想意识的本体。“扭结点”、“文学”、“交流对话”和“语言”这四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文化意识体的基本轮廓。本书就是从构成文化意识这一基本轮廓的四个要素入手，来触摸“五四”文化意识发生嬗变的表现、原因及它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白话文）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