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总统3月14日下午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两周过去了，美国疫情的形势急转直下。特别是最近几天，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成倍上升，许多州、市政府要求和命令居民居家隔离，直接影响到一半以上的全国人口。公共娱乐和消费场所大批关闭，人人自危，大批城市一片肃杀萧条。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迅速祭起各种刺激手段，力抗疫情，试图挽救经济与市场。这是一场多方面的竞赛：研发和产业对病毒蔓延，政府投入与病毒蔓延，政府投入与经济/市场大滑坡，等等。
坊间的说法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本文来盘点一下这场海啸式的危机中那些用钱能“搞定”或“搞不定”（或尚未“搞定”）的事。
1.疫情的防控。根据媒体报道，北京从1月3日起开始向华盛顿通报中国的疫情，而且此后每隔一两天均有更新简报（update）。在此后的几十天时间里，联邦政府（白宫、国家疾控中心，等等）并没有高度重视、拉响全国的防疫警报，反而认为事不关己，“风景这边独好”。倒是执着的媒体遥遥领先，既警告民众，又施压政府。直到2月底，特朗普政府才成立以副总统彭斯为首的“战疫”领导小组。3月初，西雅图的一家养老院出现第一批死亡病案例后，华盛顿才真正开始紧张起来。随后几天，疫情迅速蔓延。一周之后，白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至少“拐点”到来之前如此。从美国官方说法和媒体披露来看，疫情的防控面临几个挑战：重点城市和地区（如人口高度集中并且极度依赖公共交通系统的纽约市、芝加哥，等等）启动全面防疫太晚，以致疫情蔓延的突发性和烈度极高。3月上旬，尚在纽约的笔者特地去曼哈顿中城区的一个地铁站看了看：人满为患，空气流通极差。当时的感觉很差：如果纽约市疫情蔓延的话，将会是爆炸性的。因为从联邦到州、县的各级政府的防疫意识和动作慢了几步，各种防疫措施、物资和设施也远远跟不上疫情蔓延的速度。但是，在民众全力配合下，巨额的财政（“大钱”）投入应该可以逐步“补牢”，缩小二者的差距，以至最后“搞掂”疫情蔓延。当然，病毒及其蔓延本身的周期性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自变量。特朗普昨天说，希望4月底能“搞掂”，即基本弥补短板，控制疫情的爆炸性蔓延，迎来“拐点”，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这一新的预期比他几天前说的两周后的复活节要靠谱得多。
2.确诊患者治疗联邦政府的巨额财政投入能加速疫苗和有效或特效药的研发。但是，科学研究和开发有自己的规律，不能一蹴而就。药管局（FDA）关于临床试验程序有许多法规定。这些法规可以调整，即“特批”，但不见得能大幅度缩短临床程序。所以，指望疫苗和特效药在两三个月内批量上市恐怕不现实。另外，相对于疫情的迅速蔓延，检测手段、设施、设备、医院、病床（包括ICU）严重短缺。这些缺口在重点灾区（如纽约等大城市）更大。在这方面，“大钱”能加速“搞掂”的速度，但也需要至少几周或更长的时间。特朗普签署和执行的《国防生产法》可以迅速调动资源，启动相关生产能力。从经济资源和科研与生产能力的角度看，人们没有太多的理由怀疑美国的潜力。此外，能量极大的企业界也会争先恐后，加速弥补短板。说到底，这还是科学研发加上巨额经济资源投入与疫情蔓延之间的赛跑。
3.经济局势2万多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和联邦储备银行的4万亿美元的投入自然很有帮助，而且还可以不断追加。到目前为止，这些支出主要用于或将要用于给高收入除外的绝大多数民众现金补助，中小企业的财务资助，企业和个人的免税，相关科研经费支出，联邦和地方政府直接救援的支出，等等。这些财政开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危机的领域包括下面一些：企业，尤其是服务性行业的企业现金流中断，负债失控，失业救济金支出的大幅度增加；没有失去工作，但也许收入下降的工薪阶层的各种开支和债务支付（美国工薪阶层的基本特点是储蓄率极低，而负债率极高，耗不起，拖不起）。
但是，因为防控疫情的需要，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民众无法离家，而且零售、餐饮等服务性行业大面积停业，连外卖也受到很大影响；失业率“爆表”；加工制造业的开工率严重下降。同时，因为欧洲、亚洲疫情严重，海外需求急剧下跌，全球供应链中断，对整个美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巨大。这样的局面也必然殃及金融业（零售和企业金融服务尤甚）。如果美国的疫情蔓延能在2-3个月内得到控制，出现拐点，并且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疫情和经济情况明显改善的话，则美国经济应该能够恢复“正常”。但是，这是几个很大的“如果”，而且现状相当不乐观。换言之，联邦政府的“大钱”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已经鸣锣叩门的经济危机，但要平息这场风暴并非易事：短期之内账算不过来，杯水车薪。从这个角度上看，一些经济学家们担心出现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并非忧天之说。当然，与90年前相比，今天的经济结构、机制、资讯数据等因素的突飞猛进为可能需要的更加激进、精准的干预手段、措施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次疫情危机暴发之前，联邦政府早已债台高筑。“特朗普经济学”过去三年的实践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是，联邦政府的税收增长尚未赶上赤字增长，且不说“还本”，付息都要靠发新债。也就是说，财政收支的“拐点”远未到来。这次的“变本加厉”对后期经济（特别是通胀）恢复将产生巨大负面压力。也就是说，至少在近期，经济危机会以“滞胀”（或“跌涨”的话）的形式出现。
4.资本市场几万亿美元投入经济和市场，资本市场“闻鸡起舞”应属自然。此外，欧洲疫情急剧恶化，亚洲经济严重放缓，石油需求和价格“跳水”导致全球投资者目前继续青睐美元资产。投资者可以面对“最好的”或“最差的”市场，但却难以判断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美国的疫情蔓延和控制。过去几周内，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源于联邦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为投资者们无法判断下一步疫情蔓延的速度和规模，以及“战疫”的进展和成本。面对美国疫情急剧恶化，联邦政府的“大钱”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搞掂”投资者的信心，使得市场逐步稳定实属不易。高度动荡的资本市场则可能引发进一步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华盛顿
5.政治与社会美国社会在过去几年内分化或撕裂加剧。目前疫情爆发，全国危机是否会进一步触发或恶化各种社会矛盾？联邦政府的“大钱”能否缓和、“搞掂”这些矛盾？从党派政治的层面看，大选年的政治争斗不会因为疫情海啸而缓和，反而会加剧：相互指责、甩锅。特朗普虽然经常前言不搭后语，但危机之下，他宣布的各种救济救急措施受到国会两党议员的支持。自封为“战时总统”后，特朗普经常召开长达一两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直接面对媒体和全国选民，并且不惧各种“刁钻”“拷问”。
这种开诚布公、直截了当的沟通为其赢得了相当支持。有民调为证。在重点疫区，选民对自己选区的行政首长的表现也会评判“打分”。选民们相当现实，历来认为没有制度和媒体的制约，指望政治家们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实为“谋皮”。行不行看表现，看结果，反正还有自己的选票作为“下岗”的机制。如果疫情能在几个月内逆转，经济转“危”为“安”、重新“启动”的话，特朗普的胜选连任的机率依然不低。如果今年11月前经济陷入全面危机的话，特朗普要赢得选战的难度会大很多。毕竟，民以食为天。
海啸式的危机之下，其他一些社会问题也会尖锐化：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各种种族主义，尤其是针对亚洲人的种族主义会加剧；快速上升的失业率和一半以上的民众居家隔离产生新的各种家庭、子女、心理等问题；随着天气转热，热爱户外活动的民众，尤其是已经不去学校应卯的年轻人是否能“安分守己”难以判断；尚需进一步升级、完善的医疗保险、养老和社会工作者体制和能否应付这些严峻的挑战；等等。目前看来，社会治安尚无大的漏洞：因为警方和国民警卫队已经做好应付社会可能的动乱的准备。一部美国史告诉人们，权力从来就不是“国父”们赐予的，而是民众锲而不舍的努力争取来的。“国父”们的英明则是顺应民意。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相当血腥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进化甚多。至少在目前，社会的高度紧张、冲突和撕裂还不会导致一场根本性的制度颠覆。
6.国际社会疫情爆发之前，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动荡年代：旧的体系、结构、平衡和游戏规则被打破了，新的体系、结构、平衡和游戏规则还在动态的形成过程中。
说到底，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单位--国家（nationalstates），而不是超国家的势力和组织，依然是各种博弈的主角。经济的“全球化”不过是在现代技术革命的条件下的国际分工而已。其过程从来也没有对不同国家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共同利益”，更谈不上由此期望达到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依靠经济和非经济手段进行经济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本来就是国际政治的一个侧面。经济力量和利益的博弈、消长导致各种国际政治力量在动荡和冲突中进一步重组、分化。当然，国际间的社会、文化（包括宗教）、政治和安全博弈并非完全取决于经济力量和利益。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和较量决定了国际关系的走向。以各种民族主义和宗教理念为“汤底”的“民粹主义”和特朗普三年多来的对外政策不过是上述现实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而已。
7.担心老大地位不保，想多了一些美国学者担心疫情恶化影响美国领导国际“战疫”的地位，因为大难之下，自顾不暇，何况特朗普治国本来也就是“美国优先”和“美国第一”。实际上，他们想多了。“各国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利益决定行为。这场全球性的危机中没有，也不需要哪一个国家来充当所谓的“领导者”。任何一个国家能做的和应该做的，不过是在“保境安民”的前提下，对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性援助。这种援助的最重要目的也是保护自己的国家和民众，因为病毒的传播、蔓延不分种族、国界。除此之外，“‘战疫’外交”的想法和做法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引火烧身”的风险极高。
联邦政府投入和花费的几万亿美元是否有助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主观上，风牛马不相及。要钱的白宫和批钱的国会都没有想过要援助“盟国友邦”。印票子的联邦储备银行更是毫不“搭界”。实际上，与所有国家一样，美国的对外援助从来就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此为天经地义，毕竟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至于这些年来的各种援助和开销是“划算”，还是打了水漂，则不可一概而论。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没有变。但是，数额、运用则发生很大的变化。赚钱的生意不多，赔本的买卖不少。东欧与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内的“大中东地区”都是这方面的极好的案例。在此，花了冤枉钱，甚至还搭上了许多人命的原因，无非是判断、决策和执行的失误所致：战略与现实、承诺与能力、成本与效益三方面不对称。